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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我在云南省社科院的學術時光—訪民族學所所長鄭曉云研究員

時間:2019/3/18 10:26:09|點擊數:

  為迎接我院建院40周年,充分展示我院走過的光輝歷程和取得的成就成績,信息中心聚焦“建院40周年”主題采訪了云南省社科院民族學所所長鄭曉云研究員。現將訪談資料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鄭曉云研究員近照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官網:鄭老師,您好!您來云南省社科院工作了多長時間?請談一下這些年在院里的工作?

  鄭曉云:1983年,我從云南大學畢業來到云南省社科院工作。時光飛逝,到現在已經過去36個年頭。那時民族學所尚未成立,因此我首先來到云南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我清楚地記得,七月份到歷史學研究所報到后,八月份培訓完,九月份我們就打起行裝下去西雙版納基諾山區做田野調查研究。后來的四五年時間,每年有差不多半年多的時間在基諾山上做田野調查。

  民族學所是1986年在歷史研究所的一個研究室的基礎上成立的,我也轉到了民族學所工作,一直到2002年才離開。這段時間,我主要以基諾族、傣族作為研究方向,也會尋找各種機會去云南其他民族地區和國內的一些民族地區,包括到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地開展實地調研。在民族學所工作的過程中,我先后擔任研究室的副主任、主任、副所長。2002年,因為工作需要,我到科研處任處長。2015年初,我轉崗回到民族學所擔任所長,至今3年過去了。

  應該說,我在云南省社科院的經歷是比較豐富的,從歷史研究所到民族學研究所,再到科研處,又回到民族學所。從普通科研人員,到科研管理干部,再次回到所里做科研管理工作。從科研到管理的過程是很有意義的,一方面使我有機會扎扎實實做科研,立志于自己長期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使我有機會接觸從研究所到科研綜合管理的崗位,最后負責一個研究所的全面工作。這樣的經歷對我來說是一種鍛煉,是一種人生的經歷,更是我人生寶貴的財富。這使得我不僅有科研的貢獻,也能為全院科研事業的發展做一些有限的貢獻。我的一生基本上是和云南省社科院建院以后的整個發展歷程同步的,云南省社科院即將迎來建院40年,能與院同慶,我感到非常高興、非常榮幸!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官網:回顧過往,您記憶中有哪些難忘的經歷值得回憶?

  鄭曉云:云南省社科院走到今天,歷史不算是太長,但是云南省社科院有他的特點和輝煌。在我過去的人生經歷中,和云南省社科院一起成長、一路伴隨、一同前行,其中有很多難忘的記憶,這里主要說兩點。

  一是扎實深入的田野調查研究。在我剛剛參加工作的時候,院里對年輕人社會實踐(學術上稱為“田野研究”)的要求非常高。當時的領導要求年輕人到基層進行長時間鍛煉、長時間調查研究,我本人無論是在基諾山、傣族地區,還是在其他地方,盡管條件十分艱苦,都能一次幾個月甚至是半年都在基層進行調查研究。我調研比較多的基諾山區,當時公路僅到達鄉政府,再往下面去的小鄉(現在稱“村民委員會”)根本沒有公路,有的村要走兩天,最遠的要走三天才能夠到達。田野生活中,我沒有過多的設備,只有很簡單的行李,到了老百姓家里以后,臨時找一些行李被蓋,晚上常常睡在火塘邊,用一本筆記本做記錄。至今,我對那時的云南省社科院鼓勵大家立足基層做長期調查研究仍然記憶猶新。我后來能夠取得一些成果,養成一種長期田野的習慣,無一不和云南省社科院初建時對大家的一些要求有關。我覺得不僅僅是民族學、歷史學,其它的學科也是要求大家立足于現實做扎實深入的研究,這樣才能使我們對現實有深入的了解。我們這一代人的治學之路,首先是立足于扎實的實地調查研究中的,在此基礎上發展學術,服務現實,這是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一個經歷。


2018年鄭曉云研究員在西班牙農村調查中世紀水利設施

  二是雖然云南省社科院地處邊疆,但是我們的學術并不封閉。在我的印象中,從20世紀80年代末往后,云南省社科院走的是一條向世界開放的道路。我們創造很多機會,積極對外聯系,積極對外合作,獲得了很多的國際合作空間和機會。拿我自己來說,有很多值得記憶的地方。比如1986年,我有機會參加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學術代表團,到泰國進行40天的調查研究,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和了解國際學術。比如1996年,到泰國參加清邁城市建設建成700周年紀念活動,我是云南省唯一一個獲得邀請的中國學者。再比如,國際泰學研究會在云南的召開等。我本人也在云南操辦了多次國際會議,包括2005年和西山區人民政府合作的“水文化與生活環境保護國際會議”、2008年和越南文化藝術研究院合作的“紅河流域的民族文化與生態保護國際會議”、2015年和云南民族大學合作的“古代文明中的水智慧和成就國際會議”,都是當年較大的國際會議。這些都表明云南省社科院對外開放搞得比較早、比較好。我本人也在這種環境中繼續努力,建立起了和國際學術界的廣泛交流合作關系,對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的對外合作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同時我本人的學術研究也能夠從云南走向國外,有了更廣闊的合作交流空間。這一點對我一生的學術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

  云南省社科院的發展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初建時基礎薄弱,尤其是物質基礎、職工待遇、工作條件、資金投入和內地的社科院是不能相比的。但是一代又一代,云南省社科院的職工都在不斷奮斗、不斷開拓,甚至走出了其他很多地方社科院羨慕的路子,例如在國際學術交流、國際合作方面,云南省社科院在全國是走在前面的。同樣的,民族學研究在幾代人的努力下,在國內外也有了一定的影響力,有很多自己的特色,成為這個領域里一個不可忽視的陣地。


鄭曉云研究員在泰國農村調研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官網:請介紹一下民族學所的基本情況和發展歷程?

  鄭曉云:我剛剛大學畢業不久就來到了民族學所,現在又回到了民族學所。在離開民族學所的13年中,我和民族學研究所的距離也就是一層樓之遙,我從事的也主要是民族學研究,我對水文化的研究也首先是基于少數民族水文化而展開的。作為民族學所的老職工,回顧民族學所這么多年走過的歷程,我覺得民族學所有很多可圈可點的地方。在民族學創立發展的時期,中國的民族學也處于一個恢復的過程中。文革期間,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等都被列為“封資修”的東西而被禁錮,長期沒有得到建設。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迎來了學術發展的春風。民族學也和其他學科一樣,乘著這股春風迎來了新的發展階段。所謂新的發展階段,實際上是一個再建設的階段。那時,從“人”的背景來說,從我們的老師輩一直到我們,整個所的研究人員基本上學的是歷史學或其他學科。大學里也沒有民族學、人類學專業。換言之,我們都沒有接受過民族學、人類學理論訓練和專業訓練。從“理論”的背景來講,停滯了幾十年,民族學也沒有什么理論上的建樹,使我們能夠來學習、運用和摸索。因此,從民族學所成立以及初步成立的過程來看,大家都處于再起步再發展的過程中。當然,我們的老師輩走得比較早一點、遠一些,但是對我們年輕人來說,都是處于起步的階段。

  剛來的時候,我們長時間到民族地方去,深入到田間地頭里,深入到每個民族的寨子里、火塘邊,去調查、研究、思考、體會什么是民族的差異,什么是民族的感覺,什么是民族的文化,什么是民族物質及精神層面的一切。通過幾年的研究,民族學所對研究的民族的各個方面都有第一手的、鮮活的資料,有了貼進去的感知和認知,這為我們長期研究打下了基礎。民族學所提出,要“聯系一個地方,了解一個民族,研究一個專題”,這對新來的研究人員“沉下去”是非常重要的。

  隨后,民族學所有了許多新的發展,也包括人員不斷的補充,研究的領域也更寬了。民族學所成立之初,基本上每個研究人員研究一二個民族。比如我研究基諾族、傣族,有的同仁研究哈尼族、納西族,每個人以族別研究作為主攻方向。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學術的發展,民族學所除了族別研究這個基礎外,還延伸到婚姻家庭、歷史、文化、宗教、環境等方面。立足于族別,研究的領域在逐步拓寬拓展,我認為這是民族學所發展歷史上一個比較典型的特征。

  最近幾年,又有了一些新的變化。什么變化呢?我認為是理論研究更專門化的變化。今天中國的學術已經有了較大的發展,不論是人才隊伍還是理論建設都和過去有了較大的不同,更加專門化、科學化、系統化。一批受過博士訓練或正在念博士的青年研究人員充實到民族學所的科研隊伍中來,他們受過專業的系統的訓練,研究視野、研究方法和研究思維和我們這一代人有所不同。目前所里年紀大的同志很多都已經退休或退居二線,年輕人員已經占到一半,甚至越來越多。民族學研究在我們所就更強調科研人員學科基礎以及學理在研究中的運用,民族學研究就會更專門化。我們既要立足于長期對不同民族的研究,又要對這一民族研究得更加專門化,有更明確的發展方向,有更科學的理論、方法支撐。目前民族學所確立了幾個主要的研究方向,如民族生態研究、民族地區的發展問題研究、跨境民族問題研究、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就我個人的學術而言,最近在整理基諾族以及傣族研究的論文集,回過頭去看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發表的文章,也明顯看得出學術發展的軌跡。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發表的文章,更多強調調查研究,更多是鮮活的資料,不是太強調研究過程基于什么樣的理論。2000年以后,我個人發表的文章就會基于某種理論、基于某種更具體的領域進行研究。

  學術更開放化、國際化、專門化,強調學術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論支撐,這是學術發展的趨勢。因此,民族學所走過了過去基于田野的第一手扎實的調查,到現在更加強調對問題的研究、理論的運用和理論的建樹,強調科學的研究方法的運用,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術的必然發展過程,民族學所也契合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學術發展的經歷。在未來,也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來到民族學所,他們能夠立足于扎實的田野研究,立足于扎實的理論功底,對問題的分析研究會更深入、更廣泛、更具有前沿性,對學術的貢獻、對現實的貢獻也會更大,期待民族學所好的前景。當然民族學所的年輕科研人員和我們這一輩人相比田野功底相對薄弱,基層調查研究不足,這一點是必須要彌補的。

 
2018年鄭曉云研究員(左三)在寧蒗縣拉白鄉與鄉黨政領導干部交流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官網:在云南省社科院40年的工作時間內,您主要的學術成就有哪些?

  鄭曉云:在三十多年的學術研究經歷里面,我確實對學術付出了太多的精力和心血,確實接觸過很多方面的研究,但我還是有自己長期堅持的研究主線,總結起來主要是這三個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第一個方面是對傣泰民族和基諾族的研究。我把中國的傣族同周邊國家的傣族族群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對傣族研究作了大的拓展。首先基于對周邊國家四五十次的實際調研,我收集了大量相關文獻,復原了傣族從云南遷徙到周邊國家的歷史,描述了傣泰文化的現狀和多樣性,推動了相關領域的研究。我在中國學術界首先提出“傣泰民族”這個名詞,來概括中國的傣族和周邊國家有共同民族歷史淵源關系的族群,現在“傣泰民族”這個學術名詞已經得到廣泛運用。“傣泰民族”涵蓋云南傣族以及和云南有歷史淵源關系的越南、泰國、老撾、緬甸、印度5個國家的泰人,對“傣泰民族”的研究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了解到作為東南亞人口最多的民族之一的傣泰民族的歷史文化及其互動關系,以及他們未來能夠通過這種歷史淵源關系創造區域的和平和合作的可能性。這一點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基諾族研究是我幾十年的研究重點,我發表過一系列論文,也出版了幾部書,但是自己最看重的還是《最后的長房——基諾族父系大家庭與文化變遷》。這本書所寫的是亞諾寨的基諾族,村子里的家族成員,無論有十個八個二十個家庭成員都居住在一個不斷被加長的大房子里,這種居住形態和延伸出來的社會經濟關系在中國是不多見的,因此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長房”居住模式和社會文化形態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當屬亞諾寨,只可惜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長房”慢慢解體,今天已經完全成為了記憶。我正好在1983年初以及到隨后的幾年,觀察到了長房解體的最后過程。《最后的長房——基諾族父系大家庭與文化變遷》記錄了這么一種居住形態、居住模式和社會文化形態,也包括基諾族的祖先崇拜、家族淵源關系、宗教文化、社會關系、經濟關系等方面的內容。這本書一經問世廣受好評。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還對基諾山區的生態環境問題、基諾族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問題進行研究,2016年也出版了基諾族的節日志——《基諾族特懋克》。

  第二個方面是對于文化認同的研究。關于文化認同研究,1992年我出版了中國第一部文化認同研究的著作——《文化認同與文化變遷》,著作出版不久,就受到學術界比較高的評價。當時一些專家評價這本書的出版是“中國現代性腳步邁進的聲音”。這一本書第2版出版的時候改名為《文化認同論》。現在,文化認同問題研究已經成為一個非常熱的研究領域,很多領域都涉及到文化認同研究。我寫《文化認同論》時,只有三十多歲,沒有太多的國內外文獻資料參考,只有根據當時所擁有的文獻、田野的調查和自己的思考構建起一個文化認同的基本框架、基本理論,提出了個人對文化認同名詞的解釋和限定。如今,學術在不斷延伸發展,但《文化認同論》畢竟是一個基礎,他提出來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框架仍然沒有被否定,也還不斷地被引用,仍然有生命力。在此基礎上我也做了很多個案的研究,除了中國以外我還做過一些海外的個案研究,發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論文。今天文化認同問題也同樣可以延伸到我所研究的生態環境研究之中。所以,文化認同研究是我比較大的學術成就,他也影響到了很多學者對文化認同的研究。最近《文化認同論》已經出版了第3版,學術界和新聞媒體的反應都非常熱烈。中國日報刊登的一篇對我關于文化認同問題的訪談,在中國日報網上被閱讀了10萬次,近1個月的時間里居于專欄文章頭條,這是我個人學術觀點傳播最廣泛的一次,也反映出人們對文化認同問題的關注仍然是較高的。

  第三個方面是在二十來年里,我大量的精力轉向對國內國外的水的歷史文化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我提出了“水歷史”這個學術名詞和概念,這是第一次在中國提出并運用的名詞。到今天為止,“水歷史”這個名詞已經受到學術界的廣泛認可。“水歷史”是從英文“water  history”直接翻譯過來的,和我們平時常說的“水利史”并沒有直接的替代關系。我也無意用“水歷史”這個詞去替代傳統 “水利史”這個名詞。但是“水利史”更偏重水利工程的歷史研究,同時也關注相關的社會效應、經濟效應,而“水歷史”則強調水的社會性,更關注水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水對人類的文化社會經濟發展等方方面面所起的作用,當然也包括了水利工程及其社會文化效應。同時這個學科也是和國際上相接軌的。因此“水歷史”和“水利史”兩者之間不能互相替代,也沒有必要互相替代。近年來,我發表了一系列論文,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認可,對推動中國的水歷史的發展做出了一些積極的貢獻,“水歷史”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幾次大的國際會議都使用“水歷史”這個名詞。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水歷史”學科只是在國際層面被重視,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中國學者參與不多。最近幾年,我積極地推動水歷史學科發展,使這個學科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相信水歷史學科將會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致力于這個領域,認識到他的價值。水歷史學科對中國水的可持續和化解當代水危機會有越來越大的貢獻。在這個領域,我也取得了一些高質量的成果,在海外著名雜志和國內一些比較高級的刊物上發表論文,包括瑞士《水》(SCI)、《可持續》(SCI)、英國《水科學與技術》(SCI)、美國《地球科學與工程》(CSA)《環境問題研究國際學刊》、芬蘭《芬蘭環境史》等國際有影響的刊物,國內的包括《清華大學學報》《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等刊物。目前我正在進行中外水歷史文明的比較研究,也已經取得了幾項研究成果。這個領域也是我在國際交流合作中聯系最廣泛的領域。在2004年成立了國際生態文化研究中心,成為一個較好的集合院內外相關科研人員的平臺,中心承擔了一系列的科研任務,主辦了多次國際國內學術會議,有了很多學術成果,對我們院的生態文化研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我在2012年曾經擔任國際水歷史學會主席,同時也舉辦了多次相關的國際會議。今年5月份還將在湖北大學操辦一次新的水歷史國際會議。

  這些年,我都在積極地呼吁中國社會科學界要重視對水的研究。過去20年,我在國際學術界研究交流的過程中有個深切的感受,人文社會科學界對水的研究在國際上是非常熱門的,他們從歷史學、文化學、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宗教學的領域研究水的問題,但是中國社會科學界對水的關注和研究甚少,缺少長期致力于水問題研究的社會科學專家,這和國際學術界形成很大的反差。因此,推動水歷史學科在中國社會科學界的繁榮和發展,是我學術上義不容辭的事情。我在《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8年第6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社會科學在應對當代社會中的作用與發展》的文章,深入探討了社會科學對于水研究的相關問題,尤其是社會科學在應對當代的水危機中的價值和學科建設。我本人也將在這個領域內長期耕耘。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官網:您長期致力于水文化、水歷史與水環境問題、文化認同問題、跨境民族問題、少數民族發展問題研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觀點和體系,并且著作等身、成果豐碩。您怎樣看待自己取得的這些成績的過程?

  鄭曉云:從個人的學術經歷來講,我們這一代人的學術發展同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基本上是同步的,應該說趕上了一個非常好的時機。國家改革開放,學術得到逐步恢復和建立,我們有扎實的基層調研工作,有不斷擴大的學術空間,并汲取不同的學科知識來拓展自己的研究,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這是我個人總結起來比較幸運的一個地方。

  首先,如上所講到的,我自己能夠立足長期的田野研究。大學畢業后,整理行裝到達民族地區,一待就是幾年,雖然不是每年整年待在那里,但是每年都有半年、幾個月在下面做調查。到現在為止,基層調查研究一直是我研究的根基。無論是在基諾山,還是在傣族地區,我現在還有幾個調查點。這些調查點,過去三十多年間回訪調查一年都沒有間斷過,我和當地老百姓已經是三代人的友誼,今天關系仍然很密切。田野調查,除了扎扎實實的點上田野,還有面上的調查。只要時間允許,國內各個民族地區我都要去做調查研究工作。以至于后面走出國外,調查研究(田野研究)成為我最重要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根基。就算在海外訪問研究,我也會盡可能的做田野調查工作。我最自豪的是幾條大江大河的實地調研,從源頭到源尾我實地走過了美洲的科羅拉多河、亞洲的瀾滄江湄公河、紅河等。田野調查從美國西部印第安人的水利灌溉設施、摩洛哥的坎兒井、羅馬的引水渠到日本的泉水利用、泰國的水神靈祭祀等等,這些田野的積累使我的科研之路更加豐富、更加獨到。總之,大量的調查研究,使我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研究資料,這一點是總結我學術歷程比較重要的方面。

  第二,我的學術研究和國家的改革開放相同步,走過了一個從云南到國際化的研究道路。我已經走過海外的三十多個國家,掌握海外調研點的資料已經有一百多個。這幾年我也廣泛開展國際學術研究,包括海外民族學研究、人類學研究和海外水歷史與文化研究,逐漸構建起自己的一個學術框架。研究的領域和關注的問題,在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的基礎上,從社會研究、民族文化研究到環境問題的研究,到現在重點關注水的歷史文化研究,都有一個大的擴展、大的比較和大的視野。

  從學術活動來看,我也頻繁參與國際學術活動,參加過很多國際會議、國際合作研究、出版等,使自己的路子能夠越走越寬。這一切,是我們的國家、單位提供了條件。自己也有這個志向,不斷開拓研究上的新視野,不斷向新領域拓展,去探索未知。當然,科學的事業是太大的事業,科學的領域是無止境的,科研的過程是無盡頭的,但是你想達到的科研的盡頭是光明的,只要愿意走,你就一定能一步步接近科學的曙光。

  第三,在我過去幾十年的科研工作中,我一直非常重視基礎理論探索和現實應用研究的結合,努力通過科研服務社會。盡管個人的能力可能微薄,但我認為這一切是一個學者的基本職責,因此我在科研工作中總是努力探索各種現實發展中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也將研究的成果表達為學術論文和一些內部的報告。事實上我有很多內部的報告都沒有公開發表的機會,也很少為人所知,但是有很多都在現實中產生了實際的作用。例如在2009年以后持續的5年過程中,云南經歷了百年未遇的大干旱,蒙受了巨大的損失。2009年干旱發生后,我就立即著手進行研究,給省委省政府呈交相關的研究報告。我的研究受到了時任省政府主要領導的高度重視,并且親自下達新的課題開展研究,我率先提出了在云南建設百萬個小水窖等多條建議已經獲得了實施,進入了省委省政府的決策,同時也提出了干旱長期治理的觀點,受到國內專家的廣泛認可。2014年全省出現嚴重春干旱,我及時提出了工作建議并進入全省實施,為全省減少干旱損失做出了貢獻。這些工作過程中的研究報告多次受到了時任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的批示。類似的例子還有一些。總之,具有為現實發展、為老百姓做科研的情懷和責任感,我認為對一個學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個學者人生價值的體現。今天對水問題研究的關注,反映了我對人類面臨著的共同環境危機的一種責任感。因此我認為現實問題研究中也有大學問,而基礎性的研究為現實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我認為,以上這幾點在我的學術發展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官網:您對云南省社科院現在和未來的發展有哪些好的建議?

  鄭曉云:云南省社科院即將迎來建院40周年的大慶,作為一個和云南省社科院相伴走過36個年頭的職工,我對云南省社科院的發展充滿信心,相信云南省社科院會有很好的發展前景。對您的問題,我只能結合我個人的經歷談一些粗淺的想法。

  首先,我認為一個科研機構清晰的定位是很重要的。在我看來,云南省社科院的定位就是,既要加強理論建設,也要關注現實發展,立足理論的創新和理論的支撐進行現實問題的研究。同時,現實問題的研究也驅動社科院的學術發展和基礎理論的進一步創新。社科院既有別于大學,又不同于政府的政策研究機構。大學比較強調基礎學科建設和基礎理論研究,政府的政策研究機構更加側重服務國家發展需要。云南省社科院的基本功能和所做的具體工作決定了我們要關注現實、研究現實并貼近國家及地方各級黨委政府的工作需要,但是我們必須立足于長期的研究積累和扎實的理論功底去服務現實的需要,對所研究的問題有深刻系統的分析、有戰略性的把握并且提出前瞻性的對策建議,我認為這是社科院安身立命的基點。立足基礎研究,研究現實情況,再不斷地驅動我們院的理論創新,只有這樣,車之兩輪(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研究)才能同時獲得大的推進。

  其次,我希望云南省社科院未來的發展仍然能夠保持理論上不斷創新的熱情。云南省社科院如果沒有理論上的創新,如果講不出在理論創新上的創新點和貢獻,這是不合適的。當然,實現這一目標是完全有可能的。這種創新并不是反映在所有的領域,而是應該突出地域性、研究傳統、人才基礎以及時代的前沿來體現創新。這種創新也應該有別于高校和兄弟社科院。應該思考云南省社科院的有什么獨特的創新基點?核心競爭力和核心創新點在什么地方?對于未來的學術發展,我們的創新貢獻在哪些方面?我認為大家應該齊心協力以開放、包容、積極的姿態和方式支持基礎理論研究,保持學術領域的創新,在學術和服務運用方面有獨特的、別人繞不過的、說起來要提起來的創新基點。

  最后,我覺得還是要強調扎實的長期的研究。我們所有問題的解決辦法都基于人才、資源、學術傳統以及基礎理論建設等方面,長期的基礎研究,持續對現實問題的關注,這樣就可以出更多、更好、更高質量的成果,就能夠更好地服務于學術的發展與創新,服務于國家以及云南省各級黨委政府部門的工作和需要。

 

  訪談時間:2019年2月26日

  訪談地點: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民族學所

  訪談人:云南省社會科學院 信息中心 念鵬帆

來源/作者:信息中心/念鵬帆 責任編輯:代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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