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世歷史特征新論 欄目主持人:葛金芳

  明清帝制農商社會說的問題意識與研究取徑

  趙軼峰

  摘要:明清帝制農商社會說討論的根本問題是明清中國的社會結構與歷史趨勢,旨在通過在世界歷史的視野下考察明清中國的基本組織、運行方式,闡明其類型特征及其與現代社會的關聯。中外學術界以往的相關研究,各有所見,也各有局限。其中,停滯論、單一因素決定論、歐洲中心主義是普遍的問題。明清帝制農商社會說注重結構分析、實證、文明史觀,是在對已有方法進行批評性審視基礎上做出“綜合修正”的嘗試。該說主張:明清時代的中國社會并沒有陷入停滯,而是發生了多方面的發展,并與該時代的全球化運動相關聯;明清帝制農商社會的重要特征是,農商經濟共同構成社會基礎且與帝制國家體制形成共生格局,其繼續演進有更大規模市場經濟化的前景,中華文明內聚運動接近完成,而與西歐同時發生的社會演變不在同一軌道上;明清中國呈現為一種學術界以往熟知的各種理論、模式說都不曾具體闡釋的形態。對于學術界針對此說提出的一些質疑,本文也做了回應。

  “農商社會”說的學術背景與理論資源

  葛金芳 柳平生

  摘要:“農商社會”說是在21世紀初學界重新概括中國傳統社會特質及演進軌跡的背景下提出的一種理論假說。該假說認為,從產業變遷角度看,兩宋時期經濟結構已經發生部分質變——即漢唐時期的單一農業為主此時轉變為農商并重,中國傳統社會由此進入“農商社會”。“農商社會”以兩宋為歷史起點,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并于20世紀后期逐步進入現代工商社會。“農商社會”理論的提出主要依賴于中國歷史發展的史實基礎,也得益于一些理論資源的啟發,如區域經濟史理論、“唐宋變革期”理論、超長期增長理論和新制度經濟理論等。同時宋代政要和學者對其自身所處社會農商并重經濟結構之觀察也給“農商社會”說以有力佐證。

  “市民社會”抑或“富民社會”——明清“市民社會”說再探討

  林文勛 張錦鵬

  摘要:近年來,一些學者提出明清“市民社會”說,認為明清中國已經出現了一股新生的力量,或能打破中國傳統社會的桎梏,走向新的變革時代。其實,從諸多證據看來,明清“富戶”“士紳”并非“市民”而是“富民”,明清時期出現某些“反封建”斗爭是富民階層與國家的矛盾而非市民階層的資本主義運動,思想領域的一些新動向并非啟蒙思想的出現而是宋代“保富論”的進一步發展,明清“公共領域”發展并非是批評政府力量的崛起而是“國家話語”代言人的民間化。明清社會不是有新生力量涌動的“市民社會”,也并非缺乏發展動力的停滯社會,而是與宋元一脈相承的“富民社會”。“富民”階層是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動力層、中間層和穩定層,是明清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力量,是大一統國家政權穩定均質運行的保障。

  政治學

  互嵌與合作: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社會”關系

  樊 鵬

  摘要: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國家權力與社會力量得到雙向擴張,但引人矚目的是,中國的國家-社會關系在各發展階段并沒有出現徹底的“脫嵌”或相互對抗,社會權力運行始終相對“內嵌”于國家制度與權力運行,二者在適度分離中持續互動合作,從而保持了政治上的總體穩定。國家社會關系折射出中國發展道路的重要特點,“共生互嵌”“政社合作”“分類施治”“效能優先”四個角度,清晰地揭示出中國在國家社會關系領域所蘊含的豐富治理經驗。然而,隨著社會再組織化進程的加速,社會形態的多樣化變遷,以及新技術環境下社會權力的復雜運行,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也將面臨全新挑戰。

  

  中國國家縱橫治理結構的原型與轉型——基于家戶制的視角

  任 路

  摘要:源自于中國家戶制傳統,國家治理體系表現為縱橫治理結構,即以“家”為基本單元的基層社會自治和以“戶”為基本單元的政府治理的結合,由此奠定了傳統中國國家治理結構的原型,并在不同歷史階段漸進改進和內生演化。尤其是進入現代國家建設后,傳統國家的縱橫治理結構面臨著巨大的轉型壓力,以“家”為基礎的宗族、士紳等力量逐步退出鄉村社會,國家橫向治理結構逐漸萎縮,甚至消失。與之相對,在國家權力推動下,抑家強戶,以“戶”為基點的行政權力日益滲透,國家縱向治理愈益強化。不過,受制于國家縱向治理的內在限度,基層社會自治仍然不可或缺。在回歸家戶制的過程中,以村民自治為載體的國家橫向治理得以重新確立,并與國家縱向治理結合,由此形成“鄉政村治”的格局。縱觀國家治理結構的歷史變遷,未來國家治理依然會沿著家戶制之上的縱橫治理結構進一步豐富與發展,實現基層自治與政府治理的良性互動與有效銜接。

  基本公共服務結構性分析與供給側改革路徑

  孫彩紅

  摘要:公共服務是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從公共服務均等化視角來看,基本公共服務的結構要素包括內容結構、空間分布結構和享用群體結構的分析框架。一些地方的基礎教育、基本醫療和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存在著多維結構的不均衡狀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關鍵在于區分公共服務基本類型和屬性基礎上、堅持平等權利原則,明確不同層級政府統籌公共服務的職責分配,整合與優化配置公共服務資源,改革公共服務決策機制,促進社會主體在提供公共服務中的參與合作。

  西方哲學 欄目主持人:賈向桐

  庫恩后期的“新康德主義轉向”是錯誤嗎?

  賈向桐

  摘要: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主要基于自然科學與科學史維度而以一種自然主義模式再構自然科學的解釋學,并由此激發了科學哲學的自然主義范式發展。但庫恩本人后期卻并未再沿襲這條理路,而是轉向了強調先驗性的新康德主義傳統,這一轉變造成科學哲學界的很大爭論。為客觀解讀庫恩思想的新發展,需要將庫恩前后轉向與當代科學哲學的整體發展與內在矛盾對照起來理解,特別是要和科學認識論的規范化和自然化語境相聯系,才能辯證揭示庫恩后期思想轉向的真實意義。

  

  一種趨同性的傾向 ——高蒂耶和斯坎倫的制度倫理觀研究

  劉光明

  摘要:道德契約論強調個體在道德原則方面的共識。作為一種道德理論,道德契約論不只是對道德原則的證成,它也為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辯護基礎。契約論與制度分析有著天然的聯系,這也體現在當代道德契約論中。當代契約論的道德轉向肇始于羅爾斯哲學,當代兩位重要的道德契約論者:大衛·高蒂耶和托馬斯·斯坎倫在建立契約理論時,都受到了羅爾斯哲學的深刻影響。雖然高蒂耶和斯坎倫的理論被冠以同樣的“道德契約論”的名稱,但是它們有著極為不同的哲學源頭,這最終表現在制度倫理觀方面的區別。在基于各自契約論對兩種制度倫理觀進行考察的基礎上,將會論證二者所表現出的趨同性特征。

  

  重塑階級邏輯:當代生命政治的范式轉換及其建構性意義

  李愛龍

  摘要:奈格里對馬克思《大綱》“機器論片斷”的激進政治解讀直接改寫了由福柯所開創的生命政治話語范式。在奈格里看來,生命政治與生命權力并不是同一的,而是處于相互對抗之中,生命政治作為一種反抗力量形塑了生命權力。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奈格里確立起勞動與資本的對抗邏輯,由此,展開了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概念——剝削、共產主義和危機的生命政治闡釋,從而開辟了生命政治批判空間。撇開其學理上的不足,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的范式轉換具有不容忽視的建構性意義,它不僅深化了對危機的理解,而且指出了反抗資本邏輯的新道路——出走,在當代視域中建立起危機與解放之間的內在關聯,從而重新塑造了馬克思主義話語中久被遮蔽的階級邏輯。

  公共產品與服務優化專題

  論中國城鄉公共產品供給機制的優化

  徐放達 王增濤

  摘要:中國的城市和農村在公共產品供給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也存在一些短板,具體表現為農村供給不足與城市局部供給過度現象并存,城鄉都存在公共產品的供需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城鄉公共產品供給中主體不清晰,權責劃分不明確。要提高城鄉公共產品供給質量和數量,破除中國城鄉二元社會格局,就應當對城鄉公共產品供給中存在的短板進行分析和比較,并在堅持均等化原則的前提下采取措施分別予以化解,努力在政府職能轉變的思路下,積極發揮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功能,優化城鄉公共產品供給機制。

  

  醫療衛生體系公益性與商業性的處理難題及其破解

  劉志軍 王 敏

  摘要:為進一步滿足人民群眾的醫療保健需求,提高醫療衛生服務質量,國家明確指出了新一輪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公益性方向。同時,為提高醫療衛生供給質量和效率,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醫藥供給中的主導作用,也成為中國醫療衛生公共產品供給模式變革的趨向。在此背景下,醫療衛生體系發展中的公益性和商業性如何權衡便成為一個重大難題。應該厘清醫療衛生體系中醫療機構和醫藥行業相互之間的關系,以及各自的性質和經營原則,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實施公益性和商業性改革,才能破解醫療衛生體系公益性和商業性難題。

  中國基本醫療保險經辦機構治理研究

  郎杰燕 孫淑云

  摘要:醫保經辦機構作為參保者的經紀人,如何更好地控制醫療費用增長,提高醫療服務質量,是其實現醫保制度運行之“載體性”功能的關鍵。這就要求醫保經辦機構能夠正確處理其與行政管理機構之間、醫保經辦機構行業間、醫保經辦機構內部的關系,進行法人化、競爭化、專業化治理。然而,囿于諸多因素的制約,中國醫保經辦機構實際陷入行政化、壟斷化、業余化治理之困局。為實現醫保經辦機構的善治,需要按照“管辦分離”的原則,建立醫保經辦法人治理結構,以“合作共治”為手段,形成醫保經辦機構“公-私”競爭新格局,以“能力提升”為目標,強化醫保經辦服務專業化治理,使其真正走向有管理的競爭。

  經濟學

  中國的城鄉經濟關系:邏輯、演進、問題與對策

  孫健夫 李曉鵬溫彩璇

  摘要:分析城鄉經濟關系應該秉持兩種思維:其一是系統與結構的思維;其二是歷史與演進的思維。中國城鄉經濟關系隨著經濟發展而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征;其特征演變的基本表現為城鄉(在內容上與空間分布上)由局部低水平互動向整體高水平互動演變,城鄉經濟功能的差異性、互補性與協同性逐漸增強。中國現階段城鄉經濟關系存在的問題是:城鄉統一、高效、公平的產品與要素市場尚未形成,城鄉空間經濟布局協調性差,政府可支配的資源在城鄉及不同層級城鎮之間分配不均衡,農業現代化滯后于工業現代化發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必須采取相應的對策來解決這些問題。

  自主創新能力、技術差距與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

  ——基于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實證研究

  詹 江 魯志國

  摘要:從本土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視角,對外商直接投資不同溢出渠道對本土企業生產率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本土企業接受外企技術溢出時,對技術模仿能力越強的企業能夠更加有效地利用和吸收外資的先進技術;私營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帶來的競爭示范效應和后向關聯效應的對應系數均大于國有企業的系數。自主創新能力越強的企業,橫向溢出效應程度一般會更加明顯。在垂直效應的比較上,無論是在國企還是在民營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越強,垂直效應越強。因此在引進外資時既要注意量的總額度,更要注重質的需要,優先選擇具有國際先進技術的外資企業,充分發揮競爭示范、人員流動和后向關聯效應對本土企業的積極影響。

  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模式識別及演化規律

  ——基于西部大開發以來12個西部省份數據的分析 霍 強 韓 博

  摘要:區域經濟是一個動態演化的過程,其動力機制、發展模式及演化路徑十分重要。西部大開發以來,創新力、市場化、開放度對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構成西部省份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西部多個省份表現出了不同的發展模式,“技術—市場—外需”的發展模式更具導向性,創新力和市場化水平高的省份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經濟發展表現更為優異。西部省份經濟發展的演化路徑有明顯的差異,一些省份形成了資源詛咒、政府依賴或內需不足的路徑依賴;一些省份則通過技術創新、市場改革和擴大開放實現了路徑創造。新時代要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并形成新格局,就應優化發展模式,尋求路徑創造。

  論預算績效指標框架的構建——基于內外部評價主體視角

  馬蔡琛 陳蕾宇

  摘要:績效指標的構建是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的核心環節,而預算績效管理又是多元化考評主體相互協作的過程。基于各主體間不同的利益訴求與優劣勢差異,在厘清各主體間歸類關系的基礎上,需要對各主體所處的績效評價階段進行合理規劃,并對績效指標的選擇進行側重點分析;此外,還應從內外部績效評價的共性出發,從整合共性指標框架和構建個性績效指標庫的共享平臺著手,探求內外部評價指標框架之間銜接問題。這不僅是探討預算績效指標體系構建問題的關鍵所在,也是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的內在要求。

  鄉村振興專題

  西南地區傳統生計的發展機制研究

  王 婧

  摘要傳統生計不僅是廣大農戶的基本性生活保障,也是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問題之一。新時代背景下,西南地區傳統生計“特、小、散、弱”的格局需在傳承的基礎上進行革新,用新型的方式來組織生產新型的生產結構。當前,傳統生計發展存在著傳統技術式微,農戶組織化建設難,以及鄉土工業弱等問題。為此,發展傳統生計需依托自我傳習、人才返鄉、科技下鄉等方式修復重建特色的 “森林-山地”生態復合生計;扶持家庭農場,借助合作社、縣域電商等新型網絡化組織來整合小農戶經營;并積極創建適宜的農工產業體系扭轉 “弱”的現實,“技術、組織、產業”三位一體的發展機制可助力西南傳統生計轉型。

  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女性社區精英的角色實踐

  ——基于云南大理N村旅游社區的個案考察 蘇 醒 田仁波

  摘要:既往研究中“社區精英”幾乎都直指男性,女性由于傳統性別文化的原因長期以來都難以進入精英行列。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背景下,對云南大理州云龍縣N村旅游社區的案例研究表明,社區旅游發展促進了女性社區精英的產生和成長,N村女性社區精英從傳統“持家能手”到“經濟能人”,從地方性知識的“無意識傳承者”到“策略性使用者”以及社會關系網絡的積極拓展者、“討論網”的成功運用者等特質。可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能夠為農村地區的婦女發展創造條件,提供機遇和平臺;當地婦女的全面發展又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這一“互為助力”的邏輯理路,為進一步正確認識農村女性社區精英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困難與阻礙、科學把控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女性發展問題提供案例借鑒。

  人類學

  文化鏡像中的后現代人類學與中國人類學的認知論革命

  袁年興  彭旖旎

  摘要:后現代人類學的認知論問題長期被學界的方法論視角遮蔽。從他者的“文化之鏡”到“鏡中之我”,后現代人類學并沒有逃離與“他者”在雙重想象中的僵化狀態。處于世界話語體系邊緣地帶的中國人類學,從一開始就借助西方人類學的鏡像符號在行動和參與中自我發現和自我關照。當代中國人類學以一種世界的眼光和人類整體性的認知立場,超越了西方人類學二元對立的認知模式以及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鏡像困境,這無疑開啟了人類學的一種新境界——如何在人類作為一種整體性的意義存在中,重構人類學為作為一門為人類社會謀福祉的學科本質。尤其是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背景下,當代中國人類學無疑開啟了世界人類學的新紀元。

  民族志的三重敘事與實踐反思

  李銀兵 曹以達

  摘要:敘事不僅是人們進行表述的一種形式,也是人們看待世界的一種特定方式。其主要關注表述在時間上的連貫性和空間中的交融性,因而能使世界變得有序和可以理解。作為“寫文化”的民族志,隨著其敘事背后的社會文化源泉的變更,其對敘述中的事實的認定和理解也隨之出現差異。這不僅導致民族志書寫中三種不同的敘事主題和方法的產生與流變,也為人類學者以序列的方式反省經驗并賦予其意義,把握和理解人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人類學和民族志基礎。同時,在敘事實踐的背后,一種以反身性、科學性、關系性及生活性為主要特征的民族志敘事范式也呼之欲出。

  少數民族青少年的中華民族認同:路徑、制約因素及建議

  洪曉暢

  摘要:少數民族青少年形成中華民族認同的路徑主要包括家庭熏陶、學校教育、傳媒滲透、個人閱歷影響和重大事件激發等五個方面。經濟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社會因素成為影響少數民族青少年中華民族認同的主要制約因素。倡導和普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共識,著重建設和物化凝聚各民族文化的中華文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認同的堅實基礎上建構和提升中華民族認同,促進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形成良性互動,組織開展青少年民族團結教育交流活動,全面正確地執行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以及積極構建正面引導的全媒體渠道,有效抵御民族分裂勢力的影響成為提升少數民族青少年中華民族認同的主要著力點。

  法學·民法典編纂研究

  落實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法制路徑——以民法典物權編編纂為線索

  高 飛

  摘要:在當前立法研究和改革實踐中,“落實集體所有權”未如同“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一樣受到重視。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新時期,針對“兩權分離”制度的弊端,將落實集體土地所有權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有利于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有助于促進適度規模經營,有益于實現農民財產權利。在現行農村土地法律制度中,落實集體土地所有權面臨著權利性質錯位、主體制度殘缺和權利內容貧乏等現實困境。民法典物權編編纂應針對集體土地所有權制度的缺陷致力于彰顯其私權品格,健全其主體制度,并充實其權利內容。

  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比較法考察及立法完善

  ——對民法典編纂中合同編的建議 張 婧

  摘要:基于現代商業社會的實踐訴求,中國民法典當中應該對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進行系統的規定。一般規范對于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立法至關重要。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會突破合同相對性,是合同編時代性的重要表現方面。比較法上的經驗表明,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立法很好地適應了現代商業活動的復雜性。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一般規范應體現私法自治和契約自由精神,也應注重提升理論解釋力。真正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是權利救濟的重要保障。中國真正第三人直接請求權產生模式的立法選擇應有利于權利救濟。

  文 學

  從文本分析到過程研究:數字敘事理論的生成與流變

  甘 鋒 李 坤

  摘要:隨著數字敘事時代的到來,研究者試圖擺脫傳統敘事理論的束縛,從核心概念與闡釋框架兩方面入手創生新的理論范式。早期數字敘事理論傾向于從已有的敘事理論傳統中尋求靈感,“新亞里士多德主義”“新普羅普主義”便是其中的代表;隨著網絡交流活動交互性的增強,非洲的口語敘事傳統開始受到重視,研究者試圖從傳受過程、交互性及作品形態等方面在數字敘事與口語敘事之間建立連接;而電子游戲興起之后,面對游戲學的挑戰,數字敘事理論試圖革新“敘事”概念以適應飛速發展的數字敘事實踐。

  空間美學的意義生成與文學研究方法的建構

  裴 萱

  摘要:空間美學全方位地建構起有關“空間”的、立體化的、共識性的知識生產模式和闡釋方式,從而給文學研究提供了嶄新的方法策略,并形成一種關于“文學”的空間美學理論。從內容的角度而言,空間美學改變了文學活動中對“場所”“空間”等被動機械的表達,而是將其修正為具有獨特審美價值的本體存在。空間形象可界定三種類型:其一是對現實空間的“再現”;其二是主體的精神空間和現實空間的意向性“融合”;其三是主體精神空間的釋放。這三者構成完整的空間形象譜系。從文學形式的角度而言,空間美學調整了文學敘事中“空間”僅作為“場景”“背景”的存在策略,而是將空間納入到推動文本敘事的核心要素,“空間并置”與“空間隱喻”共同構成空間介入文學形式的重要表征因素。空間美學給文學研究提供了嶄新的知識資源和方法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