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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社會科學》2019年第2期摘要

時間:2019/4/4 16:56:59|點擊數:

  法學`民法典編纂 欄目主持人:王利明

  民法典中的形式邏輯與正義——一種法技術視角

  耿 林

  摘要:成文法下立法對法律規則的表達,是按照一定的形式邏輯關系將符合正義的規則加以表述與編排,從而形成合理的規則體系。經過法律人的努力,符合形式邏輯同時也符合正義的情形是常態情形。但是,成文法的局限性決定了成文法規則中符合邏輯但不符合正義、不符合邏輯但卻符合正義,甚至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正義的情形也時有存在。要克服這一局限性,就必須在法解釋與法運用中堅持實質正義標準,而非機械地唯邏輯論。機械執法是法律的大敵。

  再論民法典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續期制度的立法構建

  石冠彬

  摘要:住宅擔負著保障公民安居樂業的政治功能,不能由傳統私權理論得出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續期應有償的結論,民法典物權編一審稿采納法律、行政法規可規定有償續期的立場值得商榷。抑制房地產投資、平衡資源分配與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自動續期是否有償并無關聯,這一使命應當由房地產稅制度予以承載。基于安定人心、保障公民私權、尊重國家所有權、構建城鄉一體化福利制度、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妥當解決年限糾紛等考量,民法典宜采“房屋安全使用期限內無償自動續期”的立法方案:房屋安全使用期限內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自動且無償續期,同時允許對房屋進行修繕;房屋所有權人若于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限內申請重建,政府原則上應批準,但重建后的建筑物壽命超出剩余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限部分宜按年繳納租金。

  填海造地權:一個民法典物權編應當新增的用益物權

  唐 俐

  摘要:目前中國將填海造地作為海域使用權的一種類型納入用益物權的范疇,將填海造地的基礎權利定位為海域使用權,其母權定位為海域所有權,在理論上存在瑕疵,在實踐上產生“換證難”等問題。填海造地的本質是將海域資源轉變為土地資源,涉及廣泛的公私利益和國家的多重身份。填海造地的基礎權利的權能應當涵蓋填海造地的各階段內容,填海造地的母權及其制度設計應具有多維性,應創設填海造地權作為填海造地的基礎權利及填海造地物權制度重構的基石,填海造地權在權利來源、權利內容、權利客體等方面都具有復合性,宜將其在未來的《民法典物權編》中確立為一種新型的用益物權,并通過明確填海造地權的設立、內容、權利的轉讓與消滅等制度重構中國的填海造地物權制度。

  

  中國金融領域收益權的立法研究

  顧長河

  摘要:金融實踐中收益權的具體類型繁多,其存在的主要原因包括規避監管、節約成本和形式上擴張融資額度等。雖然收益權己經成為中國金融市場重要的交易和質押標的,然而相關規范存在效力等級低、缺乏系統性等諸多問題。收益權屬性的判斷需要以類型化為基礎,不宜一概而論。收益權的立法應平衡收益權轉讓的自治與監管、制定明確的收益權轉讓條件和嚴格收益權質押等。

  人工智能之哲學反思 欄目主持人:劉永謀

  技術治理、反治理與再治理:以智能治理為例

  劉永謀

  摘要: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之下,技術治理與智能治理成為當前熱點研究問題。智能治理屬于技術治理的新手段,將智能技術運用于公共治理領域。智能治理和所有技術治理一樣包括反治理和再治理活動,它們對于技術治理和智能治理的正常運行是建設性的。智能反治理主要涉及5個問題:智能低效、技術怠工、智能破壞、官僚主義智能化和過度治理。智能再治理著力從制度上防范智能革命可能導致專家權力過大的政治風險,使智能治理服務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人工智能技術的哲學理路探源

  閆坤如

  摘要:人工智能與哲學緊密聯系,人工智能中的算法與邏輯學密切相關,智能機器的意向性問題與心靈哲學相關等等。但人工智能發展之初學者關心的是技術問題,對哲學思考略顯薄弱,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澄清其哲學基礎,掃清人工智能發展的技術障礙都需要深入思考其哲學問題,才能有利于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同時推動哲學研究的進步。

  在自由與規范之間:國有企業政治治理中的信息公開

  王 婭

  摘要:國有企業本身“亦公亦私”的屬性,決定了與之相關的信息公開既不是純粹的市場競爭問題,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行政權力約束問題,而是帶有鮮明的政治治理色彩。國有企業信息公開具有主體復合性、內容多樣性、制度結構二元性等特征,既體現了優化政治治理的現實需求,也是保障人民知情權的題中之義。與之相應,國有企業信息公開存在著諸如主體分類依據不足、信息公開界限模糊等理論短板,同時在制度層面也展現出規定過于粗疏、監督不夠完善等弊病,導致國有企業信息公開實踐過程中內部動力與外部動力不足,相關工作推進緩慢。作為應對,一是應當通過界定信息公開的范圍和建立分類指引機制等方式實現理論和制度上的優化;二是宜增強制度執行的力度,包括強化國資委監管職能、加強與反腐敗工作聯系兩個方面;三是可以嘗試將司法訴訟作為國有企業信息公開制度的校正機制。

  “楓橋經驗”與當代中國基層治理模式

  李振賢

  摘要:經過多年的發展,“楓橋經驗”已經成為中國基層治理的典范模式。“楓橋經驗”始終在基層創造性地建構與調整國家與社會成員的關系,優化實施中央政策,把復雜的社會需求及個別化的社會行為妥帖地整合到國家總體秩序安排之中。在新的歷史時期,“楓橋經驗”高度契合于中國基層治理的現實需求,其蘊含的基層治理內在機理在于構建國家權威主導下的多元基層治理體系,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輻射與濡化功能以及培育穩定持續的利益調節與發展動力機制三方面。相應地,“楓橋經驗”的創新性實踐包括構建多層級黨建引領機制、以效能為導向整合行政體制機制、創制內生性社會組織培育機制、以及完善法治化社會矛盾化解體系與便民化公共服務體系等內容。

  中國財政政策不斷發生刺激過度現象的原因、機理及對策

  徐源浩 杜亞斌 張潤馳

  摘要:中國多年來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容易矯枉過正或過度刺激,其表現是初始財政刺激措施往往難以達到預期效果,迫使政府追加刺激,但結果卻是刺激過度,政府又不得不又采取反向的降溫措施。財政政策刺激過度發生的原因與固定資產的短期通貨緊縮效應有關。傳統理論從供求渠道來分析固定資產投資的通貨膨脹效應,得出大規模固定資產投資必然引發通貨膨脹的結論。但從另一個角度進行研究就會發現,在固定資產投資與通貨膨脹之間,還存在資產價格傳導機制,在這一傳導機制的作用下,固定資產投資會引發短期通貨緊縮,而不是通貨膨脹,這給政策制定者帶來刺激不足的錯覺,促使其加大刺激力度,結果是刺激過度。有必要分析固定資產投資、資產價格、消費支出縮減和短期通貨緊縮之間的關系,從而得出切合實際的結論。

  論產業融合的稅收激勵:機理與制度優化

  王星云

  摘要:產業融合指原本相互獨立的兩個或多個產業之間邊界漸漸模糊或消失的現象。產業融合具有的強正外部性使其需要政府激勵,而稅收激勵作為其中一種重要手段,能夠通過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激勵產業融合的發生,并能夠作用于產業融合的技術融合、產品與業務融合、市場融合等各個環節,具有良好的激勵效果。從產業融合的發展規律及發展現狀來看,產業融合的稅收激勵應促進技術融合,關注知識密集型產業融合,鼓勵中小企業參與融合。基于這一進路,相關的稅收激勵需要制定產業融合稅收優惠目錄,建立產業融合稅收激勵體系;設計科學合理的優惠制度,充分發揮稅收的激勵作用。

  論大數據與非公經濟發展的深度融合

  劉建軍

  摘要: 在以信息化和數據化為特征的新經濟時代,中國的非公企業已經認識到大數據的價值,很多非公企業在信息化建設中,構建了大數據的初級系統。隨著大數據產業鏈的延伸及非公經濟發展模式的不斷創新,大數據與非公經濟的融合也面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為了使大數據與非公有制經濟更好地融合,應加快建立非公經濟大數據平臺,打造“互聯網+非公經濟發展”深度結合模式,強化大數據運用意識,加強復合型專業人才的培養和貯備,完善網絡和平臺安全管理保障機制。

  就業結構鉗制下的云南農業經營體系創新研究

  鄭寶華

  摘要:質量興農已經成為中國農業發展的基本方向,重點是進一步完善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云南改革開放40年來農業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動的歷程表明,盡管云南的農業經營體系得到了不少完善,但面臨大量勞動力仍然滯留在農村和農業這一雙重鉗制,不僅導致農業生產率低下,而且使云南農業的小農戶特征更加顯著。在這種特殊形勢下,單純靠發展壯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成效不會很快,也不會很顯著,需要從云南整個經濟結構調整出發,在不斷發展二三產業、吸納更多農業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同時,加大對小農戶的扶持力度,重點是加快制定實施扶持小農戶生產的政策舉措,鼓勵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壯大以土地托管為重點的農業服務組織,引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小農戶提供農業社會化服務,細化農村一產和三產融合的政策舉措等。

  改革開放以來云南開放農業發展研究

  廖桂蓮 張體偉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云南農業已發展成為開放型農業,農產品出口貿易額持續增長,且連續多年穩居西部第一,已成為全省第一大出口商品;在國(境)外投資設立的農業企業數量名列全國第一,對外農業投資競爭力日益增強;國際農業合作交流日益頻繁。云南農業開放發展取得的成就,與支撐構建開放型農業的改革舉措、長期堅持農業“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的開放政策等做法分不開。然而,云南開放型農業發展仍面臨農產品進出口失衡、國際農業合作機制不健全、國際性品牌創建不力、龍頭企業投融資能力弱、外向型農業經營人才“短板”突出等難題。為此,需進一步健全開放型農業發展政策,完善國際農業合作聯動機制,進一步鞏固開放型農業的戰略支點,逐步形成開放型農業全產業鏈與價值鏈。

  從軟實力建構到硬實力締造:日本對外發展的綠色舉措

  楊 達

  摘要: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國內多元主體聯合推動,日本對外發展的綠色舉措在政府議程中經歷從“顧及不暇”到“積極作為”的內涵深化,相應具體實施也呈現從“綠色+”到“+綠色”的外延拓展,助力國家正面形象軟實力建構,以及推動日本企業更好與世界接觸從而帶來國家經濟增長的硬實力締造。其中,日本對泰國的綠色舉措較為典型,其依托國家戰略的企業路徑,借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關鍵時刻的積極援助契機,實現與泰交往的“親密接觸”,并在生態環保領域的持續改善中重塑當地民眾對日形象。特別在當前最新階段,正實施與“泰國4.0”戰略協調的探索,內含綠色舉措特質同樣是政策互動重點。針對相關國際形勢,中國需秉持合作共贏根本原則,透視他國對外戰略運作機理,探索企業承載國家綠色舉措理念的運作方式,以及企業具象化“一帶一路”所欲完善的讓世界更多參與方受益的全球治理模式,以實現自身在“一帶一路”關涉地域的軟實力建構和硬實力締造。

  阿富汗部族政治與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構建

  何可人

  摘要:自近代以來阿富汗依靠民族國家的力量和政治強人推進現代國家政治進程。阿富汗民族主義發端于拉赫曼國王當政的第二次英阿戰爭時期,第三次英阿戰爭后,阿富汗的政治精英們就嘗試在社會中植入西方式的現代化,他們主要通過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來實施其政策。但是由于對傳統政治文化認識的不足,在處理好部族關系與民族國家的關系問題上沒能根據自己的特色進行有針對性的調適,因此阿富汗數次改革不但以失敗告終,還導致了國家動蕩和外國勢力的干涉與入侵。觀察阿富汗政治進程的發展脈絡不僅要聚焦當下,更要從宏觀的歷史視角延伸到阿富汗部族政治所建基的游牧文化底蘊。一方面,從游牧民族文化底蘊脫胎而來的部族政治作為阿富汗政治進程的重要特點,既是阿富汗政府繼承的政治遺產,也是建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部族政治與政治現代化之間的矛盾又始終貫穿于阿富汗政治進程中,是構建阿富汗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無法回避的問題。進入21世紀,在處理好與部族政治、塔利班、美國等關系的基礎上,構建國家治理體系或許可以為后沖突社會的治理和現代民族國家建構探索一條新的路徑,也能為相關研究拓展新的領域。

  西部環境社會學 欄目主持人:陳阿江

  氣候變化背景下湖平面上升的生計影響與社區響應

  ——以色林錯湖邊村莊為例

  陳阿江 王 昭 周 偉

  摘要: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下,冰川融化速率加快,以冰川融水為主要補給源的湖泊出現湖平面上升的現象。通過青藏高原色林錯湖的案例研究,發現湖平面上升淹沒了周邊地區大量的草場,畜牧業的衰退對當地牧民生計造成嚴重影響,貧困化程度不斷加深。然而,現行的草場承包責任制度弱化了牧民的應對能力,牧民自發組織與合作起來,恢復了傳統的草場集體使用方式,利用原有的地方性知識以適應氣候變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生計與環境問題。

  西部民族地區的“壓縮型現代化”及其生態環境問題

  ——以內蒙古阿拉善為例

  劉 敏 包智明

  摘要:在內蒙古西部阿拉善,由于自然生態環境脆弱,傳統“靠天吃飯”的農牧業生計雖然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不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危機,發展工業成為現代化建設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途徑。然而,西部大開發以來,由于趕超心理和追求“跨越式發展”,阿拉善的現代化建設走上了一條時空高度壓縮、主要依靠礦產資源開發和重化工企業入駐來實現工業發展的“壓縮型現代化”道路。“壓縮型現代化”在實現工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沙漠污染、草原破壞及水資源短缺等生態環境問題,影響了現代化建設的可持續發展。為此,在生態環境脆弱的西部民族地區,需要反思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現代化建設模式,需要協調資源開發、環境保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而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從榔約到村規:苗族村寨生態治理的實踐

  邢一新

  摘要:生態治理是一項長期、復雜而艱巨的任務。地方自主治理對于有效承接國家生態治理政策,實現國家與地方生態“雙向聯動”共治的良好局面至關重要。黔東南州苗族村寨生態治理實踐的考察表明,傳統村寨以寨老權威為治理主體,以生態榔約為治理規則,促成了人與自然之間穩定、良好的互動關系。面對土地承包制引發的林地生態問題,村莊首先重啟寨老組織解決生態失序問題,繼而實現寨老組織的轉型發展,形成以村民自治為主、寨老治理為輔的共治主體結構。批判地繼承了傳統生態榔約,結合當下生態治理的實際需求,形成新型生態規約并不斷修訂完善,重現了村莊良好的生態風貌,重塑了村莊的生態優勢。

  霸王鞭舞的現代建構與昆明西郊白族認同研究

  王 俊

  摘要:霸王鞭舞在昆明西郊白族地區的現代建構,既有音樂、舞蹈動作、服飾和道具運用中對大理霸王鞭舞符號元素的保留,又有為了適應性所做的簡化。文化部門、中小學、老體協、企業、村社組織、村民等不同身份、不同角色的主體在不同地域都在借用霸王鞭舞這一舞蹈藝術形態,并服務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霸王鞭舞及演練場合的符號體系和表述機制,把政治話語、經濟發展、藝術審美等多種要素融為一體,本身也被塑造成為強化白族認同的藝術表述形式。

  嬗變與復興:一個母系文化村落的人類學考察

  ——以麗江寧蒗縣瓦拉別村為例

  王賢全 石高峰

  摘要:摩梭母系文化最核心的內容在于家族的血統世系按母系計算,并相應形成了有效維系母系文化的一整套價值規約體系和傳統習俗。正是摩梭母系家庭文化中蘊涵的和合、行止有理、上下有序、職責明確等一整套為村落共同體共享、遵守的價值體系,真正傳承并實現了體恤孤弱、愛護老幼的獨特家庭制度,總體上維持了家族和諧有序的氛圍。摩梭人村落瓦拉別母系文化的個案研究表明,在社會發展和旅游業沖擊背景下,母系文化雖然是當地摩梭人珍視的精神家園和以來的精神寄托。但其傳承與發展面臨著挑戰和機遇。母系文化要在當下獲得生命力,應注重保護與傳承摩梭母系文化中優秀的價值成分,這不僅需要來自政府層面的支持,更需要村民和村落自我意識的覺醒,即培育文化自覺。

  

  漢族宗教信仰的實用主義傾向及其后世影響——以西方宗教傳統為鏡

  杜 鵬

  摘要:漢族在現實生活中的實用主義文化傳統較為強烈,其形成原因應當從漢族發展早期的思想文化內核——宗教觀中去尋找。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遠神論”是造成這種適用品格的重要原因。近代中國在面臨西方列強入侵和社會急劇轉型時,不僅未能較好地反省自身的實用主義弊端,反而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傳統。然而,也正是由于作為中環民族主體民族的漢族對宗教信仰普遍較為淡漠,其宗教排他性大為減弱,對周邊各民族宗教和外來宗教具有極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這有利于中華民族宗教文化多元通和模式的形成。

  民間信仰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的作用——兼論中國人的信仰模式

  袁方明

  摘要:民間信仰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與民眾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信仰習俗,是農村傳統文化的靈魂。民間信仰具有世俗性、現實功利性和兼容性等特點。國家治理不可忽視民間信仰的積極因素。在鄉村振興的國家戰略中,可以充分發揮民間信仰的正面積極作用,通過宣介引導,以提高民眾道德水平,促進鄉風文明建設,豐富節日慶典文化,促進農村社會的發展振興。

  中古干旱與旱災史料的文本指向及其歷史語境

  閔祥鵬 趙玲

  

  摘要:中古時期的干旱與旱災史料,多是受天人感應災異思想影響的文化記錄。它是撰史者面對干旱與旱災時所聽、所聞、所感的主觀性描述,帶有警示君主修德、弭災、應天的政治目的。雖不能作為歷史時期氣候變遷的主要證據,卻承載著民眾對旱與旱災的認知、應對等一系列歷史記憶。區分中古時期干旱與旱災史料之間的聯系與差異,理解其文本指向與歷史語境,是解讀干旱與旱災史料文本內涵的基礎與核心。

  明末黃河中下游水利衰敗與社會變遷(1573-1644)

  盧 勇 余加紅

  摘要: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尤其是在傳統農業社會,它不僅關系到農業生產,更關乎社會穩定和國家興衰。明王朝亡于內憂外患的雙重夾擊,而根本原因在于明末黃河中下游地區水利衰敗所造成的社會動亂。明朝末年,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作為北方農業中心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水利并未得到很好的治理。除黃淮運的河道治理日益糜爛外,農田灌溉水利也毀廢嚴重,導致該地區旱澇頻仍,農民生產、生活難以為繼。水利的衰敗造成人口流失、耕地減少,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最終發展為整個華北社會動亂不堪、難以收拾的局面,從而在根基上摧毀了明王朝的統治。

  “一帶一路”視閾下中國夢的多維建構與全球想象

  ——以紀錄片跨文化傳播為視角

  沈 悅 孫寶國

  摘要中國夢作為中華民族想象共同體,是國家話語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中國形象跨文化傳播的關鍵所在。在國際傳播語境中,西方國家長期把持媒介話語權,中國形象長期處于被動“他塑”的窘境,中國夢的提出是重塑國家形象的契機。紀錄片以其天然優勢作為中國形象對外傳播的媒介載體對于中國夢的跨文化傳播尤為重要。而目前國家形象及中國夢敘事依然面臨自身歷史因素、研究方法論的局限、“一帶一路”區域的復雜媒介生態、中國夢話語嵌入、新媒體的影響等局限。中國夢敘事通過宏觀“夢”的雙重觀照、微觀“夢”的宏觀彰顯、說“夢”話語的跨媒介涵化呈現、筑“夢”話語的本真凸顯等多維視角構筑豐富、立體、全面的中國夢話語內涵。依托“一帶一路”這一傳播語境,以紀錄片為載體,重塑國家話語權、與國家理論的深度融合、求同存異挖掘敘事“刺點”、提升絲路平臺聚合效應,是實現中國夢的多維建構與全球想象的可能路徑之一。

  表情包亞文化意識形態功能的審視與建構

  林 峰

  摘要:表情包亞文化在本質上屬于青年亞文化,它已深深嵌入大眾日常生活,成為人們日常交流的重要工具與表達方式,其發展和變化過程內在蘊含著深刻的意識形態意味,展現出一幅表達自我訴求的視覺狂歡、尋找自我認同的別樣娛樂和尋求自我慰藉的犬儒心態,三者雜糅并進的意識形態圖式,其實質是資本邏輯、技術邏輯與欲望邏輯三者合力共謀的結果。在這一背景下,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并實現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視覺化轉換,才能更好地規制并引領表情包亞文化的發展。

來源/作者:《云南社會科學》編輯部/杜雪飛 責任編輯:代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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